央广网北京11月11日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益帆 江晓晨）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报道，随着平台经济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博主加入这一赛道。一条笔记出圈，MCN机构的签约邀请就会接踵而至，摆在创作者面前的合同名目繁多——经纪合约、劳动合同、合作协议……很多博主在签约时，并未仔细辨别。一旦走到解约的地步，账号归属纠纷、高额违约金索赔又会随之而来。
这些叫法不一的合同、协议的背后，是纠缠不清的权责边界。中国之声系列策划《流量暗网：MCN灰产调查》，11月11日关注MCN机构签约乱象。当商业合作与用工管理被混杂在各类合约之中，行业要建立怎样的规则，才能让创作者和机构的权益都有清晰的保障？
刚做博主不久，王琦的一条笔记就成了爆款，多家MCN机构在后台联系她，声称可以为创作者对接品牌商单，还可以配套内容策划、视频制作等服务。
王琦说：“他就是告诉你，我手里有很多的商单，如果加入我们机构可以每个月都给你推单。刚开始我觉得只是一种摸索，就试探性地加了一家。”
双方线上完成了签约。王琦提供的协议显示，如果合作满一个月她不满意，可以申请解约。20多天里，机构承诺的商单始终没有落地，但她的账号主页已经标注为机构归属。
王琦介绍：“他们就说，给博主匹配商家不是马上就能成型的过程。那时候我主页的名字下，会有一个某某机构。我为什么想抓紧时间解约，因为有的网友就说，好像是什么签约博主专门为了引流，但事实上，所有的文案都是我自己在操作。”
王琦提供的机构签约邀请和解约相关截图
像王琦这样被MCN机构广撒网邀约的素人博主并不少见。主播阿果拥有近40万粉丝，她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在她看来，很多人签约时，并不清楚到底会换来什么服务，又要交出哪些权限。“不懂这些条款，解约时需要各种赔偿金，以及运营账号归属权。还有就是把你给签了，并没有对你有任何资源扶持，同时还要分你的广告分佣。”阿果说。
阿果提供的MCN机构广撒网邀约素人博主的截图
那么，机构大批量吸纳博主，背后真实的商业诉求究竟是什么？某MCN机构高管李峰告诉记者，素人博主更大的作用在于“打包投放”。
李峰说：“包括美妆、日化都会有这种情况，我们叫用户视频，它不太追求这个视频到底是多大的播放量，它是一个打包的、组合起来的投放，打包300个账号总的是多少钱。机构去签那么大规模的账号，是为了扩充自己的整个刊例（价目表）的丰富性；第二个，它其实还是‘淘宝逻辑’，就是我签100个总能淘出来慢慢跑出头部账号的人。”
看准商机、邀约博主，只是合作的第一步，双方签什么样的合同，则决定博主能拿到什么资源、承担哪些义务。一名在职MCN机构运营人员小南（化名）解释，当下行业主流签约模式分为四类：全约合作、机构自孵化、商务独家、商务挂靠。
小南介绍：“全约合作MCN会提供全职的编导，但是拍摄、剪辑也是需要博主去跟MCN沟通，这个账号归属权是属于博主。如果说自孵化账号归属权是属于公司，博主的角色相当于一个出镜演员。像商务独家合作，一般是账号处在商业化运营比较迷茫阶段，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了，MCN会提供内容商业化上的一个编导。商务挂靠合作可能仅仅提供商单的一个拍点。”
合作模式多样，合约更是名目繁杂。长期为MCN机构提供技术服务支持的业内人士林琚告诉记者，很多协议暗藏陷阱。
林琚表示：“MCN合同大部分都没有特别多标准协议，相当于是‘坑’，去识别这个是很难的。解约的违约金，还有对赌的风险，可能是重点要注意的。”
学者分析上百份终审判决 能拿到实质赔付的博主比例不足三成
MCN机构与博主之间合同纠纷高发，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项军和他的团队分析了该领域600多份终审判决后发现，能拿到实质赔付的博主，比例不足三成。
项军说：“按常理说，签合同才有保障，可我们在分析了600多份终审判决后发现：签了合同的主播，最后拿到保障的反而不如没签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多数签的并不是劳动合同，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保护，而是合作协议或经纪协议；这些合同反而成为MCN公司束缚主播的工具。再看主播群体本身，将近七成是20到30岁的年轻人，对合同风险的判断能力有限，不太清楚这些合同会带来什么后果。而走到终审的案件里，违约金动辄上百万元，150万元到300万元也很常见。这跟主播的实际收入相比，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赔付能力。”
现实中，全约合作、机构自孵化、商务独家、商务挂靠等各类不同类型的合同、协议，究竟暗藏着哪些法律风险？又该从哪些方面进行规范？
今年9月，杭州中院审结了一起主播与直播企业间的纠纷，二审认定主播无需承担高额违约金。主播王岚（化名）、王星（化名）原本是一家企业的模特，并和公司签署了劳动合同。2018年直播风口刚起，在公司的劝说下，陆续转型做服装直播的主播。
王星回忆：“这个账号就以我的名字开的，但除了名字和实名认证，所有的东西都归属于公司。所有的东西都是公司在弄，我们就上班打卡、直播、下班。团队和团队之间的竞争压力太大了，每天早上五点多钟就上班，下午六七点钟才会下播。”
主播提供的机构安排直播时间的聊天截图
原本预计直播账号一个月才会有起色，王岚用了半个月，就让单日营业额破万，业绩一路走高。于是，模特期间的劳动合同还未到期，王岚和王星又和公司签订了《主播合作协议》。
王星说：“2021年的12月份签了这个主播合同，其实我也不太想签，那个时候20岁，社会经验也不丰富，包括他也有一个周期限制，比如说签了这个合同，不管是你做这个账号成不成功，你就要待很久。负责人还跟我说过，没关系，如果真的我想走，到时候他也会去跟公司去谈，不会让我这边承担压力。”
2024年，因为身体等各方面原因，几位主播陆续提出离职。原本以为彼此画上了句号，没想到一年后，公司的巨额索赔账单来了。王星说，她最初被索赔150万元，后追加到200万元，王岚的被索赔金额为800万元。
王星说：“我从模特转到主播，其实工资没有太大的变化。我当时做模特底薪是25000元，还会有一些餐补、提成。转主播是6000元的底薪加提成。不会说我转到主播了，我的工资就会很高。所以当我收到这个诉讼书的时候，其实非常焦虑。”
主播收到机构老板发给她的律师函截图
在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项军看来，低底薪、高提成，是典型的风险转嫁机制，一旦主播选择离开，高额违约金又会成为约束他们的手段。
项军说：“MCN机构都预先要通过合同把风险转嫁给主播。比如低底薪、高提成。先规定你只要达到一定的直播时长，就能拿到4000元，但是后面你想赚10000元、20000元……那就得靠自己了。通过签这样的合同，就将市场波动和经营风险转嫁给了主播群体。但还不仅是这些，合同后面还跟着许多竞业限制条款，把你跳槽的路也封死。你要是想去别的平台，就可能面临高额的违约金。”
在项军等学者梳理的判例里，MCN与博主签订的文书中，合作协议约占一半，经纪协议占三成，而劳动合同占比极低。一家MCN机构负责人告诉记者，如果是劳动合同，主播提前一个月提出离职即可；而合作协议、经纪协议，就可以在解约时限、违约金等方面设置多重约束。
穿透协议名目，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今年9月，杭州中院二审维持原判。依据劳动合同法，普通离职不能设置高额违约赔偿，也就是说王岚和王星无需支付高额违约金。杭州中院承办法官郭宸光表示，判断机构是否形成支配性劳动管理，核心审查标准是人格、经济、组织三重从属性。
郭宸光介绍：“具体在本案中，在人格从属性上，公司对主播的工作时间、工作内容、工作过程的控制程度较强；公司对主播进行考勤，主播需要向公司管理人员进行请假；公司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对主播进行罚款，那么具有较强的人格从属性。关于经济从属性，本案中公司对于主播进行考核、排名，安排人员按月向主播支付工资，所支付的工资考虑到了主播的工作时间、工作业绩以及工作完成度，并为主播代为缴纳社会保险费，具有较强的经济从属性。关于组织从属性，本案中，主播所从事的工作是公司的主要业务组成部分。公司组织多个直播团队开展业务，公司对于直播账号具有所有权和处置权。公司对于直播团队中的其他成员也有权利进行组织以及配备，具有较强的组织从属性。”
那么，如果双方被定性为民事经纪合作，是不是意味着就必须支付高额违约金？实际上，赔偿金额要结合机构投入、主播收益、流量价值综合认定，违约金过高可申请酌减。
2025年，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典型的经纪合同纠纷。新人主播小徐和一家MCN机构签订两年独家合作协议，开播一个多月，因收入远低于预期，小徐提出停播，被公司起诉索赔5万元违约金。吉林中院法官孙复媛介绍：最终认定的违约金仅为1000元。
孙复媛说：“违约责任也要考虑实际的违约损失，以及可以预期的收益。依据公司提交的证据来看，小徐直播收益也就是2000块钱。最后综合下来评价，法院把违约金进行了调整。”
也有不少受访者认为，MCN机构投入拍摄、培训、流量运营成本，应当拥有合理的权益主张空间，机构和主播之间的权益如何平衡？杭州中院法官郭宸光认为：“公司合法的付出以及他的投入应当得到支持，但是，通过这种天价的约定来限制主播，也会让主播有很大的心理压力。那么，把握这么两个点：一个他会通过一系列的形式的包装，掩盖他真实的权利义务关系；但是，我们还是要穿透到它的本质。另外一个就是双方的利益平衡是最重要的。主播的收益，包括所承担的违约的金额，包括公司的投入、公司的收益，都要进行平衡。这样的话，双方才能够得到更好保障，更好地促进行业发展。”
今年2月1日开始施行的《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要求直播营销服务机构规范主播招募、管理流程，签订书面协议、厘清权责，不得规避自身法定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多部门正在推动新就业形态纠纷一站式调解渠道，《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提出，把符合条件的主播纳入保障范围，完善工作留痕、申诉机制。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项军认为，下一步，还可考虑将治理重心前置，从源头规范签约行为。
项军说：“我们的研究并不是要否定MCN机构在平台经济中的作用，只是希望在平台、MCN公司和主播之间，建立起风险共担的机制，同时保障劳动者权益。从结构上说，网络主播是很零散的，自身也缺乏和平台对接、宣传推广的能力，确实需要MCN公司这样的机构来提供服务，但MCN公司需要的是引导和规范。我们的目标就是事先在体制机制上建立‘风险共担’的机制——功夫要下在签约前，合同要规范、范本要报备可查，主播签约前一对照，霸王条款一眼就能看出来。”